火眼金睛：三步走，科学判断临床试验中的不良事件（AE）

判断一个AE，就像一个侦探破案，需要收集线索、分析证据、最终定性。这个过程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：

1. 它是不是一个“事件”？ （识别）

2. 它和试验用药有没有关系？ （归因）

3. 它有多严重？ （分级与定性）

第一步：识别——什么是需要报告的“不良事件”？

核心定义： 发生在受试者身上的任何不利的、未预期的医学表现。

通俗理解： 只要是在试验期间（通常从签署知情同意书开始到末次访视结束），受试者出现的任何“不好的”身体状况变化，无论大小，都先记录下来再说。

关键点：

• 不一定与药物有关： 哪怕是受试者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骨折，或者得了感冒，都属于AE的范畴。

• 包括主观感受： 患者主诉的“头晕”、“乏力”、“恶心”等，即使检查指标正常，也要记录。

• 包括原有病情的变化： 如果受试者本身有高血压，在试验期间血压控制得比之前更差了，这个“恶化”也是一个AE。

所以，第一步的判断原则是：“宁可错记，不可放过”。研究者需要主动、开放地询问受试者任何不适。

第二步：归因——这个事件和试验药物有关吗？（因果关系判断）

这是判断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。研究者需要像一个侦探，分析各种线索，最终做出“因果关系”的判断。通常有以下几种可能：

1. 肯定相关： 事件的发生与用药有非常明确的时间逻辑，并且无法用受试者本身的其他疾病或合并用药来解释。停药后事件减轻或消失，再次用药后事件又出现（“再激发阳性”）。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出于伦理很少会故意再激发。

2. 很可能相关： 事件的发生与用药时间合理相关，不太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，停药后事件改善。这是最常见的“有关”的判断。

3. 可能相关： 事件的发生可能与用药有关，但同样也可能由受试者的其他疾病或合并用药导致。时间关联性不那么明确，证据比较模糊。

4. 可能无关： 事件更有可能由其他明确的原因（如并发疾病）引起，与用药的时间关联性不强。

5. 无关： 事件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由其他完全无关的因素导致（如意外创伤、明确诊断的其他疾病）。

研究者如何做判断？主要依据以下“破案线索”：

• 时间关联性： 事件是在用药后出现的吗？距离用药多久？

• 药理作用： 事件是否符合该药物已知的药理作用或同类药物的常见副作用？

• 受试者自身情况： 受试者是否有其他疾病或正在使用其他药物，可以解释这个事件？

• 去激发/再激发反应： 停药后事件是否缓解？（注意：出于安全考虑，一般不主动进行再激发）

• 实验室证据： 是否有相关的化验或检查结果支持？

第三步：定级与定性——这个事件有多严重？

在确定是AE并判断了因果关系后，还需要进行两个关键的“定性”工作。

1. 严重程度分级（Grade）：
这就是上一篇文章中讲的1-5级（轻度、中度、重度、危及生命、死亡）。这个分级描述的是事件的医学严重程度，比如腹泻是拉几次，乏力是否影响下床活动。

2. 严重性判断（是否是“严重不良事件SAE”）：
这是一个法规定性，与上面的医学分级不同。只要事件符合以下任何一条，就必须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（SAE），并在规定时限内（通常是24小时内）快速上报：

• 导致死亡

• 危及生命（注意：不等于“严重”，是指在发生时就有死亡风险）

• 需要住院或延长住院时间

• 导致永久或显著的残疾/功能丧失

• 导致先天畸形或出生缺陷

• 其他重要的医学事件（指未达到以上标准，但可能需要医疗干预以防出现上述情况的事件，如过敏性支气管痉挛需急诊治疗）

重要区别再强调：
一个3级（重度）的剧烈头痛，如果在家吃药就能缓解，没有危及生命，也无需住院，那么它不是SAE。
一个2级（中度）的过敏反应，如果迅速发展为喉头水肿（有窒息风险，危及生命），那么它就是SAE。

总结：判断AE是一个系统工程

最终，这个判断过程不是由某一个人随意决定的，而是由经验丰富的临床研究者基于方案、GCP规范和医学知识做出的专业判断，并接受申办方、伦理委员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。 这套严谨的流程，是保护受试者安全最坚实的基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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